那天是6月18日，岳父来接儿子过去住几天。吃晚饭时，我陪着喝了点酒，就由妻子开车送岳父和儿子回岳父在城南的家。
半个小时后，我有点儿心神不宁，以为是不胜酒力的关系，开着电视迷迷糊糊地躺在沙发上，仿佛看到妻子回来了，过来摸我的额头嗔怪我没酒量还逞能。
梦似真似假地一直做着。不知过了多久，刺耳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头像裂开一般疼痛起来。那边问：“请问你是秦小敏的家属吗？”
我不记得是怎样到医院的，我挣扎着，硬是迈不动走向他们的脚步。儿子还在手术室里，妻子和岳父却已经白布蒙面。我握了握岳父冰冷的手，又抱了抱妻子毫无温度的身体，好一阵儿都回不过神儿来接受眼前的事实。很想大哭，或者大叫。可是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只是蒙了，两腿软得跪在地上起不来。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度过那两天的，他们叫我吃饭，我就吃，叫我喝水，我也喝。
我并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偶尔听见妻子好似在叫我“老公”，然后是儿子快乐的叫声—“爸爸”。那声音时远时近，时清晰时模糊，在匆匆赶来安慰探望的亲友的吵闹声中，断断续续，不曾消失。
我心痛难忍，那是一种不单来自于心理上的痛，还有生理上的窒息一般的绞痛。我大口地吸气，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伤心欲绝的岳母需要我，儿子也需要我。
他的求情
不大的一个会议室里吵吵嚷嚷，我们来了好几次，是公安局通知来与肇事者家人见面。肇事者是独生子，父母在市外的一个小县城里。这次车祸四死五伤，报纸电视全都播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可一连许多天，都联系不上人，打了好几次电话，要么不接，要么说来，等了好几次，都没见人。
所以当那个男人进来时，我连日来的疲惫、悲痛与愤怒都已经到达了崩溃的顶点，我冲了过去，冲他脸上就是几个大耳光。他低着头，被我打得一个踉跄，差点儿没倒在地上。
其他人也冲上来破口大骂，另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更是又抓又打，歇斯底里。
打过了人的手，有点儿辣丝丝的痛。这是一周多来，第一次感觉除了心脏以外，身体上还有其他地方有痛感。我看向刚才差点被我打晕在地的那个男人，才发现，他是个头发花白一脸憔悴的清瘦老汉，年纪大约60岁上下，嘴唇哆嗦着，任由那个悲痛愤怒的丧夫女人推搡着，像只破败无力的麻袋。
在场的公安人员过去拉开那个痛哭的女人：“周明理，你儿子撞死撞伤了这么多人，叫你来你就应该及时来，不能来也说个理由，逃避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枯瘦的手颤抖着伸进外套口袋，掏出一包烟来，想递给谁，可大家都在冷冷地看着他。他捏着那包烟，就那么僵硬了半晌，忽然“扑通”一下，就朝我跪下了：“大兄弟，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大伙。我这些天，向亲戚借钱去了。我知道用钱也买不回命，可我求求你们，留我家伟子一条命吧！”
他的话，让我刚才好不容易才平息下去的悲痛和怒火，腾地一下又烧起来了，我想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他教子无方为老不尊，他以为用钱什么都可以买到吗？我的妻子，我的岳父，他们做错了什么？要这样白白送命！
我怒火中烧地看着他，这个年纪与我父亲相差无几却跪在我面前的花甲老人，他的眼睛里，闪动着的光芒，有迫切、有焦虑、有恳求、有无奈、有痛楚，有许许多多我说不清楚的情绪。这种似曾相识的情绪，令我想起了面临噩耗的自己，我慢慢松开紧紧握住的拳头，点了一支烟，以控制自己的怒火。
“大兄弟，大婶子，我教子无方。我35岁那年才生了伟子，就这么一个孩儿。伟子他不是那种做尽坏事的孩儿，你们就给他一次机会吧。我给你们磕头了。”
他说着，就磕起头来。在场的人年纪都比他小，他一个又一个响头地磕着，大家一下子都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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