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至1973年之间，同性恋运动和有组织的精神病专业之间的战场前线是美国精神病学会。学会一直只在“变态”和“性偏离”的名目下讨论同性恋，于是斗争的主题就瞄准了诊断标准。在《疾病诊断和统计标准》的修订版里，是否应该保留同性恋，继续视之为一种精神变态，还是应该对此做一番修正，或者将之全部删除？
艾尔文。比贝在197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年会上，曾经与同性恋活动分子有过激烈对抗。学会年会的组织者为了以防类似的局面再次出现，考虑安排专门的讨论，让同性恋者讲述自己的经历。1971年5月，学会的年会设立了题为“非患者的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的讨论会，首次允许同性恋者为自己说话。讨论会的参加者包括华盛顿马太辛协会负责人法兰克。凯蒙尼、旧金山个人权利协会的拉瑞。里多约翰、比利蒂斯之女的创始人德尔。马丁、女同性恋活动家丽丽。文森斯和明尼苏达大学学生会主席杰克。贝克。
对于许多同性恋活动分子来说，以上走出的这一小步说明，试图与专家达成妥协并非争取进步的最好方法，因为它可能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他们认为，应该重操故伎，象一年前那样靠打断会议来引起注意。凯蒙尼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对精神病专业权威提出最激烈批判的同性恋人士，他认为公开场合的冲突和桌下的谈判交易应该并重。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习惯于透过专业术语来审视实验方法的有效性。专业训练使他能够指出“病态”、“疾病”和“失常”等语汇缺乏严谨的科学性，对研究者选择的实验样本的质量之低提出严厉批评。他总结道：“这一整套有关同性恋的‘病态理论’毫不严谨，粗糙潦草，毫无系统，淫秽粗俗。简尔言之，是劣质科学。”凯蒙尼要求精神病专家正视科学，虽然这一呼吁说服了一部份人，但其他人仍然坚持传统看法。来自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伯纳德。派伯博士说：“凯蒙尼博士的论调并不能消除他的自贱心理。”
同性恋活动分子在各种渠道展开工作，凯蒙尼也参与了事先计划好的搅乱会场秩序的活动。在5月3日的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董事商议会上，凯蒙尼夺过话筒，向代表们喊道：“精神病学是实实在在的敌人。精神病学为了灭绝我们，发起了无情的战争。你们可以把我这番话当作宣战。”他们冲进会议的展览厅，威胁有些展台如果不撤下有关治疗同性恋的器具，他们事必将这些展台打个稀巴烂。这一切在当时闹得不可开交，以至有些精神病专家惊恐地将同性恋活动分子比作纳粹。
至1971年底，同性恋活动分子将他们的愤怒集中于一个要求：同性恋必须被剔除出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疾病分类。为下一次学会准备的标语牌包括：“同性恋、骄傲与健康：同性恋社区开口了”，这些呼吁希望能够赢得那些赞同在《疾病诊断与统计标准》中删除同性恋的专家的支持。组织者之一芭芭拉。吉丁丝说：“我们有相亲相爱的同性伴侣的照片……这种爱是光明正大的。”题为“精神病学：朋友还是敌人”的研讨会使同性恋活动分子凯蒙尼和吉丁丝与来自精神学会的同情者罗伯特。赛登柏和贾德。马默有了交流。凯蒙尼缓和了批评的语调，吉丁斯传达了那些不敢暴露身份的同性恋精神病专家的个人证词，马默和赛登柏则要求同僚们放下架子：“许多保守的精神病专家表现残酷，缺乏思考和人道精神……这是我们这一行的耻辱。”这是精神病专家第一次站在同性恋者的立场上，向本行业提出公开批评。
然而，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是“无名医生H”(约翰。弗莱)的在研讨会上的出场，女同性恋活动家凯。拉胡森想出了这一奇招。
“无名医生H”头戴橡皮面具，穿着特大号的燕尾服来掩饰自己的真实身材。通过可以扭曲嗓音的特制麦克风，他向坐在台下的500名同事说：“我是名同性恋者，同时也是位精神病专家……对我造成的最大伤害就是失去诚实。身处一个‘治病救人’的行业里，我们同性恋精神病专家却不能保持诚实，这是多人令人难以置信!”听众大为惊愕，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同行中就有同性恋者!根据这位无名医生的所言，多年来在美国精神病学会内部一直存在着一个秘密的同性恋人士的社会联络网，总共包括大概200名精神病专家，他们戏称自己为“同性恋精神病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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