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报
新华社网站5月7日引述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说，这几年，社会上陪舞、陪酒、陪歌的“三陪”现象有所收敛，然而，另一种“三陪”，即官场上陪吃、陪会、陪玩，却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基层干部沉重的包袱，令人堪忧。
这官场新“三陪”比起老“三陪”，形式更隐蔽，内容更宽泛，危害更严重，决不容忽视。首先，新“三陪”打着的是下基层、调研、开会、办公等旗号。而且，会议也好，下基层调研也好，都是应基层乡镇的“强烈要求”而进行的，因此，表面看来名正言顺。其次，新“三陪”基本也包含了老“三陪”的内容，这陪吃、陪玩和以前的陪歌、陪舞、陪喝有什么两样呢？再次，新“三陪”不仅使得干部们疲于一些没有任何价值的官场应酬，助长文山会海的歪风，更使得公共资源白白浪费，助长奢靡腐败之风，败坏政风党纪。
官场新“三陪”从表面看来是官场应酬的一种正常方式，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披着合法外衣的腐败新形式而已。相比过去，官员在以权谋私和行贿受贿上须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随着为党纪国法所约束和限定的腐败行为越来越多，游走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擦边球也越来越少。自然而言，一些看似正常合法的灰色地带，便成了隐藏腐败的“重灾区”，官场上的上下级公务应酬就是一个典型。一方面，民谚有云：“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很多事实证明，应酬往往是腐败的前奏曲。另一方面，一些干部之所以乐于“三陪”，皆因个中大有甜头，既能满足一己之贪欲，又不必担心受惩罚。须不知，他们浪费了多少社会资源，吃垮了多少基层财政。
有人认为，这官场新“三陪”风起云涌，其实是有其深刻历史和现实根源的，它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人情文化和应酬传统，又源于法制缺位的严重现实，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一步到位地解决。这样的方法看似有理，实则是消极放任，等于默认了新“三陪”这一官场“潜规则”。
根治新“三陪”，不能扬汤止沸，必须釜底抽薪，要把它当作一种腐败的新形式来打击，用严格的党纪政纪来压制它，用正常的公务制度来代替它。当务之急，必须从反腐倡廉的高度来对待应酬问题，大力推行“公务消费交费制度”，即所交费用由派出单位负责交钱给接待单位，谁消费谁买单，尽量避免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打交道。让那些上级单位花钱时也知道心疼。
（作者系中共党史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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