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是公平的，赋予每个人同样的生命，同样的多姿多彩的人生。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我们自己不珍惜生命，认真地对待生活，贪图一时之快，就可能付出昂贵的代价，这个代价甚至可能是你宝贵的生命。
抗艾故事：放飞自由的鹦鹉
1998年8月，妈妈带我到北京求医，因为我得了艾滋病。
那时我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身体很差，心情自然也很糟糕。象一个受伤了的兔子，整日不安地躲在病房里面。
不断地确认自己的角色的过程是漫长和艰辛的。我心里总是还在想，我还要上大学，我还有梦想没有来得及实现，还有甜蜜的爱情在等待着我……我不要死，我不要啊！
医院的墙上挂着艾滋病字样的海报，床头卡上和清清楚楚的 “AIDS”，检验报告单上红色的“HIV”……这些字眼仿佛是怎样也难以醒来的噩梦，阴影一般挥之不去。可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还是不愿相信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独处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我是谁？我怎么了？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夜里，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那种安静让我常常失眠，就这样呆呆地盯着那小小的窗口，把夜色一点点消融成晨光。每到伤心之时，就躲在被子里默默流泪。
在医院里，护士象姐姐一样陪着我，可是还抹不去我的忧伤。甚至，她们健康的笑容让我更加难过。我还是象寒风里瑟瑟发抖的鸟儿，独自沉默，偶尔才叫一两声。
北京的秋天，是最美丽的时候。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可是，在我眼里，却是一派荒芜，满眼凋敝。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小小的院子里，看着缓缓流过的云，看着瞬间掠过的灰喜鹊，不知神游何处。
安静的时候，常常会听到隐约的歌声传来。
隔壁病友喜欢听收音机，听到高兴处，他还会自己打拍子哼唱。从护士口中，我知道他姓戴，感染的时间比我还要长。
一天中午，一个高高壮壮的中年人敲门进来，带着古铜色的笑容。原来他就是戴哥。除了他身上穿的病号服，根本不像一个病人。他说，你是鹦鹉吧？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你是这里最年轻的啊。护士们常常提起你。
年轻？这个字眼深深的刺痛了我，瞬间，我泪眼模糊……
戴哥默默地坐在我身边，过了一阵，说，你妈妈临走的时候说你最喜欢吃苹果，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已经用消毒液洗过了，很好吃，来一个？我摇摇头，哽咽着说，我吃不下。
戴哥把一大袋黄澄澄的苹果放在柜子里，说：那，我有一样东西你一定喜欢，--我去拿。
他再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收音机，打开音乐台，放在桌子上。没有人不喜欢音乐的，对吧？戴哥微笑着说。此时，是音乐台每天中午12点的点歌节目，我最喜欢听的流行音乐。
我感激地看着他，用很小的声音说，谢谢你，戴哥。
以后，戴哥就常常来陪我，我们常常搬了椅子，坐在小院午后的阳光里。我们常常打扑克，下棋……如果护士不忙的时候，她们也会参加进来。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有了很大的好转。有的时候，如果不是回到病房，都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病人。
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生活着。早上，我们会到医院外面散步，顺便买一点水果和青菜，然后回来吃早饭，边听收音机边打针。午饭后就是我们的自由活动时间了，我甚至还买了乒乓球拍，到旁边的大学里和学生们打球。
黄昏的时候，我和戴哥常常坐在马路边，看车来人往。每当这个时候，戴哥就有些沉默。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和一个家庭。不过，现在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哥哥，但是他的哥哥从来没有看望过他。
一次，戴哥问我，鹦鹉，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想在北京的天空自由的飞。
他笑了，说，鹦鹉是一只不甘平凡的鸟儿。
我拿起收音机，说，我们回去吧，快吃饭了。
当有朋友来看望他的时候，戴哥就显得特别的高兴，人走了之后，他就会把水果和营养品和我分享。
我知道，他很孤单。
春天又到来的时候，戴哥的身体开始慢慢的变差了。那个时候，国内还买不到"鸡尾酒"药物，医院所能提供的只是中药。发病后，中药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可是，我们还是很开心的一起生活着，洗水果给新来的病友吃，一起聊天、下棋。有一次，戴哥问我，我们的风筝飞到哪里去了？
--风筝明明就在那里孤孤单单地飘着啊。我转身惊讶地看着他。我都明白了，但是我还是故作轻松地说，我们回去吧，刚才我走神，风筝线已经断了。
然后悄悄地解开风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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