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洪君彦离婚为何要“走后门儿”

手机版 更新时间:2024-11-23 10:49:13 来源:太平健康网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言冷语地说:

  “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理由是什么?”

  我们两人都说:“长期感情不和。”

  他又追问:“感情怎么样不好?说具体点。”

  两人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

  办离婚走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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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她说:“这次行了,可以办成。”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办事的是同一个人,但态度迥然不同。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热情接待,一句话不问,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了。事后才知道,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说:上次来办离婚的,你们知道是谁吗?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不许问长问短,照办就是了。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

  1973年3月办完离婚,章要求我周末还是要回史家胡同,要让妞妞觉得家还是完整的。她要求我在事情未宣布前,在家里要装做没事发生一样。

  为了避免刺激岳父和女儿,我答应照办。于是每到周末我照样回史家胡同,在女儿和老人面前还要做戏,要强忍内心的痛楚,装着没事发生一样。晚上我照旧陪妞妞睡,讲故事给她听。妞妞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却彻夜难眠。当时我知道妞妞不久要赴美,我想:如今我唯一的精神寄托,唯一让我牵挂的就是妞妞,将来妞妞一出国我就变成孑然一身了,此时一阵空虚、怅惘笼罩着我,人好像坠入了深渊。

  此后我又夜夜失眠,靠安眠药度日。我的痛苦,女儿也感觉到了。“他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怪的恐惧,我怕我爸爸会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如果没有呼声,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妞妞真是个绝顶聪明、善解人意的孩子。

  事实上,离婚后我在周末像往常一样回家陪女儿睡觉那段时间,离婚一事是瞒着她的。但从我忧郁的眼神和强装出来的笑声中,她幼小的心灵已感觉到家里出事了,感觉到我内心的痛楚。

  离婚手续办妥后,章含之再一次把难题交给我。她要我跟章士钊先生和妞妞交代这件事。她不敢开口跟章老谈离婚的事,她明知章老不会同意我们离婚;而女儿也跟我很亲,由我对女儿讲也比较好。我想:离婚已成事实,她老是不肯讲也不是事情,要我讲就讲吧。而且要我继续像做戏般度日太痛苦了,所以我也想快点了结此事。

  因为妞妞暑假后会出国,我必须在她出国前告诉她这件事,所以我先对女儿讲了。记得是1973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妞妞住在北大。我斟酌了半天才开口,我说:“爸爸和妈妈感情不好,已经办好离婚手续了。今天才告诉你……”妞妞一听就哇哇大哭起来。而使我吃惊的是女儿的第一个反应,她竟然说:“我学校里的小朋友知道吗?老师知道吗?以后我的家在哪里?”

  “我的家在哪里?”

  20世纪70年代父母离婚在社会上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连孩子也感到有压力。孩子一是感到丢脸,二是感到没有家了。

  关于父母的离婚,洪晃在书中写道:“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

  离婚的事算是跟女儿讲明了,引得女儿大哭一场。女儿那凄厉的哭声刺痛了我的心,我对女儿的那份怜惜、愧疚,令我再次陷入痛苦中,久久无法平复。四个月后妞妞就离家赴美了。那时我已离婚,妞妞临行我无法去机场送行,只能在电话中告别。我说着说着鼻子一酸泣不成声就说不下去了。我对女儿思念已极,不得已只好拜托上海的妹妹吟霞和弟弟君涛,趁妞妞到上海转机时,到上海机场看望她一下。那一年,洪晃十二岁,还是红小兵时已远渡重洋赴美国学习、生活了。从那时起她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关爱。

  洪晃在《我的非正常生活》一书中也谈到了她那几年在美国寄人篱下的感受。要说离婚后我最痛苦、最失落的阶段是在女儿赴美之后。“文革”这场浩劫剥夺了我的工作,剥夺了我的尊严。现在家没了,而唯一属于我自己的,与我最亲近的女儿也走了。女儿这一走我真是牵肠挂肚,因为那时中美两国之间不能通邮,更不能通电话。我与女儿的来往信件只能通过外交部的信使传递。

  妞妞刚去美国时,基本上每个月给我寄一封信。每封信我都要反复读好几遍,从中得到不少乐趣和安慰。到后来信就少了,可能她功课繁重了,顾不上按月写信报平安。有一次几个月没收到女儿的信,我怕她病了,内心一直惴惴不安。万不得已,我只好打电话到史家胡同询问妞妞的情况。章在电话中说了一句:“你以后再不要往这儿打电话了。”就收了线。从此我尽管仍然时常惦着女儿,但也学会了把思女之情埋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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