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啪啪要忍受疼痛，还可能因为精液过敏引起呼吸困难、心悸、哮喘、腹痛、呕吐，搞不好还弄得折戟沉沙，甚至意外猝死。但是大部分人依然对这件事乐此不疲，就连聊起它来都会觉得兴致盎然，比如说正在看这篇文章的各位。
来自莫纳什大学的罗素·史麦斯(Russell Smyth)和伍伦贡大学的程志明(Zhiming Cheng)想力图了解性事的不同方面和幸福之间有什么关系，特别是这层关系在中国人身上是如何表现的。他们有关中国人的性与幸福的研究已于1月20日发表在期刊《经济行为与组织》(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上。果壳网科学人就此对论文通讯作者，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经济系主任罗素·史麦斯(Russell Smyth)进行了采访。
实际上，在中国研究性事并不容易，中国人不仅谈性色变，而且田野研究也多半在还没孵化前就会被舆论淹没。因此，研究者选择了回溯研究，对中国健康与家庭生活调查(Chinese Health and Family Life Survey)*中有关性行为和幸福指数的现成数据进行了分析。这样研究者可以以比较便利的方式，解读中国人的性与幸福。史麦斯告诉科学人，他们之所以选择研究中国人的性与幸福感这一话题，是因为性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孔夫子所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被调查的3821人中，男性占50.19%、女性占49.81%，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38.91岁，其中28.97%的人来自城市。绝大部分人都只有一次婚姻，其次是没有结过婚，只有不到3.5%的人为再婚、离异或丧偶。幸福度则由被调查者自我报告。史麦斯表示，在研究中，他们控制了其他个体特征和生活事件对幸福程度的影响，因此这一指标可以反映被试在性活动中的幸福程度。关于性行为的涉及以下一些问题：包括一年内性行为的频率、性伴侣人数、是否有婚外性行为、前戏是否充分、性伴侣技术等。之后，研究者将幸福度和性行为这两部分的数据纳入回归方程，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果。这些结果既反映出幸福和性活动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由于研究的本土化色彩，它的指导意义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更为突出。
研究中，28.97%的人来自城市。图为《春娇与志明》中志明与优优在北京“床吧”。图片来源：《春娇与志明》截图
1.每天都要“发次情”
有人说，好东西只有慢慢品尝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对此，研究者表示在性行为上，这种说法不成立。研究发现，每天都啪啪啪一次以上的伴侣最幸福。而如果频率减少，那不断攀升的失望就会随之而来——那些每月啪啪啪只有3次以下的人，报告出最多的失落感。而且，次数减少给予男性的失落感要远大于女性。不过这毕竟是件体力活，研究中仅有1.86%的中国人做到每天一次，绝大部分(72.72%)中国人还是在每月2到8次这个区间内徘徊。
2.一个萝卜一个坑
很多雄性动物都有广播种遍撒网的爱好，然而对人类来说——不仅是男性，还有女性——保持一个性伴侣才是实现幸福最大化的最优项。研究发现，与同时拥有两个(7.82%)或三个性伴侣(1.78%)的人相比，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人(89.38%)认为自己要更幸福，而那些同时拥有三个性伴侣的人是最不幸福的。而且，女性似乎对拥有多个性伴侣要敏感些，当她们拥有多个性伴侣时，要比男性更不开心。在有过婚外情的样本(约占总调查者的11.3%，其中男性中有婚外情的比例17.73%，女性为5.26%)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报告自己不幸福，但男性的下降程度要远小于女性。
《冲上云霄2》中的高志宏同时跟两位女性谈恋爱，却并不幸福，最终分手收场。图片来源：《冲上云霄2》截图
3.涨姿势，莫害羞
为了完整展现中国人性行为与幸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还在微观层面上对发生性行为时人们的幸福体验做了分析。他们发现，如果前戏充分、性伴侣技术高超，这将显著改善性行为时的体验。但尴尬的是，中国人的前戏只处于中等水平，而且伴侣只是偶尔才会主动迎合自己。有趣的是，前戏和性伴侣的技术对男性的影响要大于女性。另外，如果你觉得啪啪啪真的是一件让你非常害羞的事，又或者恶心过程中的某些生物学现象，这都会对你的主观幸福度造成影响。
4.多表达爱意
幸福体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身体满意度，另一种则是情感满意度。对中国人来说，性行为时的情感满意度在提升幸福度上的作用，要大于身体满意度。所以在夜深人静时，也别忘了向对方适时表达自己的爱意。那些懂得向爱侣表达爱意，以及经常收到深情爱意的人，报告自己能体会到更多的幸福。这甚至比前戏充分，以及对方技术高超的作用还要大。
5.拒绝性强迫
最后，研究还发现了一件不幸的事情——约16.8%的中国人在一年内发生过违反自己意愿的性行为，这一比例在女性中高达25.37%。在你不想啪啪啪却被迫发生时，你的幸福感将大幅下降。研究者还讨论了一种性对象幻想现象，也就是在啪啪啪时将伴侣幻想成其他人的样子。那些承认自己性对象幻想次数越多的人，在幸福感得分上也越低。
由于史麦斯和程志明直接研究了中国人的性状况，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本土化语境下变得有价值起来。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项研究中也存在诸多局限，比如询问与性有关的问题可能会使被调查者出现明显的社会赞许性效应(作者注：人们出于迎合社会需要，而虚假回答一般人所希望、期待或是接受的答案);而且这一研究并没有更深层的数据抓住影响性行为及性心理的所有因素，例如该研究就无法直接区分不同的性教育水平对中国人的影响;此外，该研究仅仅依赖横截面数据而没有进行纵向研究，在数据分析上也没有完全能够处理变量内生性产生的影响。此外，史麦斯还表示，因为研究选择的数据较早，而这么多年过去后，中国人对待性的态度一定存在一些变化，尤其是不同代人之间的变化。这些局限也是未来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史麦斯说：“在今后的研究者，我们会考虑他人的性生活和我们的幸福感直接有什么联系。另一个可以深入的点就是通过年龄-时期-代际模型来研究性，这样我们就能了解不同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在性观念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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