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一个被低估的公共卫生问题
近十多年来，中国的梅毒发病率在迅速攀升。2006年的全国梅毒报告数据表明，离退休人员、民工和农民的梅毒增长幅度最高
孙兰23岁时结婚怀孕，但不幸流产。半年后她再次怀孕，家里人小心翼翼，把她当成公主来伺候，可是离预产期还差3个月时又流产了。五年内，同样的悲剧连续发生了4次。夫妻俩后来去省城求医，一家医院让孙兰抽血查梅毒，居然呈阳性。夫妻俩难以置信，遂远赴北京协和医院，被确诊为梅毒。这正是孙兰“习惯性流产”的罪魁祸首。
卷土重来
曾经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的梅毒如今卷土重来，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像孙兰和她丈夫那样被查出梅毒。本月1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以下简称`！、，D`！BB、性病中心）研究人员和美国北卡大学科恩（MyronCohen）等人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论文说，中国的梅毒发病率迅速攀升，1993年每10万人的全部梅毒发病数不足0.2例，而2005年每10万人中仅一期和二期梅毒发病数就达到了5.7例。
上述数据来自官方的全国梅毒报告系统。“由于存在漏报的情况，实际发病率还会高很多。”论文通讯作者、`！、，D`！BB、性病中心陈祥生教授说。
梅毒最早起源于美洲。1493年，哥伦布的船员将梅毒从新`！927`9、4、带回欧洲。1504年，梅毒传入中国广东，当时名为“广东疮”。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梅毒泛滥，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发病率高达5％－10％。在内蒙古、新疆、广西等一些地区，由于梅毒等性病蔓延，“只见娘怀胎，不见儿出世”的悲惨故事比比皆是。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开展了消灭性病运动。北京在1949年率先封闭妓院，一次解放妓女1300余名，此后一两年内中国铲除了妓院，暗娼也被取缔。各地采用群防群治的办法，在重点地区或重点人群中进行普查，同时免费治疗病人。
1964年，时任中央皮肤性病所所长的胡传揆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我国对梅毒的控制和消灭》一文，宣布中国已基本消灭梅毒。这被视为毛Z东时代的公共卫生奇迹。
但基本消灭不等于完全消灭，少数地区还有散在病例，为梅毒的死灰复燃埋下火种。1979年，重庆再次报告梅毒病例。实际上，此前部分地区已有不公开的零星病例报告。龙振华在《梅毒病学》一书中写道，他1971年就在北京地区再度发现一例二期梅毒患者，是来自皖南大别山区的军人。龙目前的同事、北京积水潭医院皮肤科主任邝捷说，当时确诊梅毒患者需要冒相当大的风险。
自1986年起，全国各省市先后恢复“文革”期间撤销的性病防治所或组建新的性病防治所。卫生部随之启动了全国范围的性病监测报告系统。根据这个报告系统，梅毒疫情逐年上升，1993年之后的上升趋势尤为明显。
意义被低估
由于青霉素可以治愈梅毒，梅毒的公共卫生意义往往被低估。但陈祥生说，如不及早发现和治疗，可能导致其他器官受损，不仅助长梅毒的蔓延，还会通过母亲传播给胎儿，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梅毒患者感染艾滋病的机会也更高，从而大大增加艾滋病传播的风险。
据本月17日《重庆晨报》报道，重庆市儿童医院消化感染科有一名两个月大的男婴，躺在医院的温箱里，大腿根部和下身溃烂，眼睛肿得睁不开，“以后是否会有痴呆等后遗症很难说”。由于母亲是梅毒患者，这名男婴在母体内感染了梅毒。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怀孕妇女感染上梅毒。据深圳市慢性病防治院副院长周华介绍，深圳自2001年7月率先在全国启动梅毒的母婴传播阻断项目，为64万多名怀孕妇女提供免费的梅毒检查并为患者提供规范治疗，至今发现约3000例梅毒患者，患病率接近0.5％。但由于国内很多地区缺乏这种普查和治疗，过去15年里，全国胎传梅毒病例数正以平均每年70％以上的速度递增，2006年报告的胎传梅毒已达5999例之多。
研究人员在那篇《柳叶刀》论文中还称，梅毒发病率最高的是上海、浙江、福建、北京、广东等经济发达省市。其中，2005年上海报告的每10万人发病数达到55.3例，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
陈祥生说，这表明上海的性病报告系统比较完善，但并不意味上海就是实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
即使在报告系统比较完善的地区如上海、北京等，仍然存在漏报现象，至于那些报告系统较差的地区，统计数据反映出的情况肯定只是冰山一角。
公共卫生专家将梅毒在中国的重新流行归结于生物学因素和`793E`4，1A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人员在《柳叶刀》论文中说，随着经济改革，收入差距拉大、男女性别失衡、大量农民工涌现，`793E`4，1A文化开始接纳性服务；年轻人对待性的态度也在改变，婚前性行为增多，首次性行为的时间提前；公共卫生服务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影响了筛查和治疗。所有这些`793E`4，1A学因素，都为梅毒传播提供了有利土壤。
北京协和医院性病中心的诊室外坐满了患者。据该中心副主任医师何志新介绍，就诊患者中梅毒病例的增长率超过了其他性病。她还说，每个梅毒患者可能接触过多个性伴，“确诊一个，我可以再拽出七八个（梅毒患者）”。
在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套的情况下，平均每两次性交就会传播一次梅毒。但这些性伴很难被追踪和发现。
性工作者、购买性服务者、男同性恋等是梅毒传播的高危人群。《柳叶刀》论文作者之一、`！、，D`！BB、性病中心龚向东教授透露，某省一项调查的初步分析发现，星级宾馆等高档娱乐场所的“小姐”梅毒发病率约为0.9％，歌舞厅等中档场所为4.2％，发廊、出租屋等低档场所“小姐”的梅毒发病率则超过10％。
2006年的全国梅毒报告数据表明，离退休人员、民工和农民的梅毒增长幅度最高。龚向东说，这三类人群一般不为`793E`4，1A关注，尤其是民工，远离家乡，处于性活跃期，感染梅毒等性病后，因其低下的`793E`4，1A经济地位而影响治疗，且容易将性病从外地带回本地，传染给配偶，从而产生一系列`793E`4，1A问题。
投入不足
梅毒发病率是一个`！、，D`！BB、公共卫生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梅毒在中国的感染率比艾滋病高得多，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陈祥生说。
梅毒的重新流行已经引起了公共卫生专家和*****Z，部门的警觉。但与解放初期那场声势浩大的消灭性病运动相比，梅毒的防治工作尚难如人意。“控制梅毒在技术上并不是什么难题，”陈祥生说，“但各项控制措施的落实力度远远不够。”
梅毒具有较长的潜伏期。有的人已经感染病毒，却并无症状，被称为隐性梅毒。因此，在缺乏重点人群梅毒普查的情况下，梅毒很容易悄悄地扩散。新婚姻法生效后，取消了强制婚检，医学界对此诟病甚多。而婚检取消的一个后果是，胎传梅毒明显增加。
实际上，梅毒血清学的初步诊断容易操作，每份试剂的成本也只需两三元人民币，便于推广。遗憾的是，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重点人群的梅毒等性病监测网络还相当薄弱。`！、，D`！BB、性病中心研究人员希望，公共财政能够像深圳那样为重点人群的梅毒普查埋单。
青霉素至今未对梅毒产生抗药性，这对梅毒控制无疑是一大幸事。但专家表示，梅毒治疗一定要遵循“早、准、狠”的原则，早是早发现早治疗，准是准确按照该型梅毒的方案治疗，狠是严格按照推荐方案的疗程治疗。
龚向东刚刚从山西平遥田野考察归来。他在那里访谈了5名“小姐”。这5名“小姐”都比较注意清洗阴道，也都会去私人诊所。其中有一名年仅18岁的“小姐”手臂上还留有针眼：她在前一天接待了7个“客人”，生怕染上性病，跑到一家私人诊所注射了一种杀菌药物。至于具体是什么药物，她已经记不清了。
龚的同事、性病参比实验室主任尹跃平说，与淋病等不同，梅毒是惟一可全身扩散、引起系统病变的性病，局部冲洗对梅毒没多大作用，自行或随意服用抗生素也控制不住梅毒。
不过，像山西平遥那些“小姐”一样，许多怀疑自己可能感染性病的人出于隐私等考虑，宁愿去看不规范的私人性病门诊或“老军医”。混乱的性病医疗市场不仅耽误了诊治，还会进一步扩大梅毒等性病传播的机会。
艾滋病的防治已经引起中国Z，和`793E`4，1A各阶层的高度重视，并投入了大量经费。但在`！、，D`！BB、性病中心王千秋教授等专家看来，梅毒防治上的投入与艾滋病相比可谓杯水车薪。
受卫生部委托，中国疾控中心性病中心正在制定全国梅毒预防控制规划。“未来五年之内，我们的目标是降低梅毒发病率增长的幅度。”王千秋说。至于像40多年前那样基本消灭梅毒，目前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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