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在罗马人看来，母亲采取方式处理并不想生育的孩子，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虽然大多数挑剔的伦理学家会提出妇女有责任保全腹中的胎儿，但他们从来没有从孩子的生存权力方面去考虑。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理所当然地采用避孕方法。圣奥古斯丁曾经提到拥抱可以避孕，而且这种方法还被经常使用。但他谴责避孕这种行为，甚至认为在合法夫妻之间也是不允许的。圣奥古斯丁还对药物避孕、绝育和堕胎做了区分，他这样做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表示反对。阿佛列・索维私下里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基于我们现在对人类繁衍生命的能力的认识，罗马帝国的人理当比它的实际人口多得多，甚至超越国家疆域。”
罗马人究竟是采用什么方法来避孕的呢？普拉图斯、西塞罗和奥维德均提到异教徒在性交后有净体的习俗。在里昂发现的一只浮雕花瓶上，刻着一个穿着礼服的人手持水壶等待着正在交欢的夫妻。这可能就是避孕的习俗了。基督教演说家特塔利安认为，精液射出后的精子已经是一个生命的存在(因此是非常野蛮的行为)。他在《面纱》一书中用十分猥亵的语言含混地表述他的这一思想时提到，明显使用了子宫托的“伪处女”――说来也巧，一旦生育，孩子竟非常像他们的亲生父亲――原因就在，为了避免暴露，她们只有采用子宫托将这些还处在精子状态的“生命的存在”扼杀掉。
圣哲罗姆在他的第22封使徒信中一段有关杀精药的典故里提到，青年女子“提前绝育，她们甚至在男人射精前就已结束了孩子的生命”。针对妇女经期，索纳努斯医生甚至提出这样一种理论，要么恰好在经期后怀孕。幸运的是，这一理论还只是处于秘传状态。而所有的这些方法都是针对女性的，其中并没有涉及终止性交避免怀孕的问题。
罗马人究竟养育几个孩子？法律规定母亲生育三个孩子就算完成了使命。这个数字也似乎一直是公认的标准。虽然现存碑文上的字迹已经很难确认，但可以隐约看出一个家庭拥有三个孩子很平常，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当一个讽刺诗人想挖苦一个让孩子挨饿的小气妇人时，他会用“她的三个孩子”的字眼。一位斯多葛派传教士会这样大叫道：“你以为自己养了三个臭小子，使你家香火不断就很了不起吗？”这些马尔萨斯式的观点一直持续到这个王朝的结束。普林尼在一封写给他的同伴的信中提道，他就会考虑为他的子女去找一个有钱的媳妇或女婿。没有人愿意坐吃山空。事实上传统的伦理并不赞成这种方式，即使是在普林尼的时代，这种观念也只是家庭的守旧人士中才有。这样的人“不给能生养儿女的妻子休息时间，甚至在今天我们许多人认为一个孩子已经是负担、不要被后代拖累，这种情况当时同样存在”。但是，在我们把研究目光转向2世纪末时，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吗？斯多葛派的学说和基督教的道德观会占据主导地位吗？演说家弗朗多是马可・奥里略的老师，他就有五个孩子因患病过早夭折，所以他的孩子一定不止这些。而马可・奥里略自己也有九个子女。经过三个世纪的努力后，罗马进入了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格拉奇的母亲可妮莉亚为祖国生育了十二个孩子而成为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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