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但是家教比较严。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很正统的,尤其女孩子,要稳重、本分、贤淑,还要“规矩”。我从小就听话,从来不给大人惹麻烦,再说,我妈在家里比较厉害,她说的话我也不敢反驳。
慧慧很幸福,第二任丈夫对她疼爱有加,处处为她着想,在她下岗后再就业的过程中,也给予了全方位的理解和支持。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慧慧一个女人本应享有的幸福。
少女的时候,慧慧喜欢过一个男生,但是在那个父母习惯干涉儿女婚姻的年代,她的初恋还没来得及开花,就夭折了。
十几岁的时候,我偷偷喜欢上了一个男生,叫臣涛。从小学到初中我们俩都在一个班,不知道这样算不算青梅竹马?我们经常在一起出板报、安排学习小组的活动。他学习好、画画好、唱歌好,各方面都好,要求上进,人也正直。只要和他在一起我就特别开心,学习也有劲头。但是,这种心思只能是偷偷的,要小心掩饰,因为在那个年代,“早恋”可是件丢人的事,被老师和家长发现了可不得了。
上高中的时候,我和臣涛考进了同一所学校,但我在快班他在慢班。一想到以后不能每天见到他了我就受不了,竟然找到老师,主动要求上慢班,就这样,我们又在一个班了。那年我们都 16岁。
将近10年的同班同学了,臣涛也感觉到了我对他的好感,经常向我借书、借作业本,找借口和我在一起,放了学也故意等着我,在我身后两三米远的地方跟着,我们装作彼此不认识,但听着他的脚步声,我就忍不住在心里笑。
在这种隐秘的快乐中,我们高中毕业了。臣涛直接顶替他爸爸上了班,我则成了一家大型企业的代培生。有一天,一个女同学把我们俩都约到她家,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我和臣涛才正式交往起来。所谓“交往”,就是各自找个借口从家里溜出来,在高中学校的操场边上,隔着一棵树背对背坐着,东一句西一句地说话,那时候谈恋爱都不敢公开,连碰碰手指头都不敢。何况,我们还不知道家里人的态度。
当我妈知道我和臣涛处朋友的时候,正如我担心的那样,她坚决反对,没有理由,就是不同意,还发动哥哥、嫂子一起对我“轮番轰炸”。我不得已和臣涛断了往来。我们总共只交往了一个月零五天,初恋就结束了。
初恋的滋味大多是青涩的,成功的也只是少数,但它对每个人造成的影响却有很大差异。慧慧初恋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她盲目的婚姻。
和臣涛断了以后,我妈妈和哥哥、嫂子就开始给我大张旗鼓地找对象,我一个也不见。正好我代培的那家企业在大港区新建了厂区,我强烈申请去那里工作,赌气离开了家。一起去的有十几个人,都20岁上下,分别住在男女单身宿舍里。新厂区建在很偏僻的地方,女工们上下班的路上很不安全,没过多久,同来的女孩子们就都找了男朋友,一对一地进行保护,就剩下我一个人落单。我那时还没有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心里每天想着臣涛,情绪很不好,压根没有找男朋友的心情。这时候,李伟出现了。
李伟大我一岁,比我早一年进厂,是我们组的小组长,虽然胸无大志、不爱学习,但憨厚、脾气好。他看我平时总一个人走,就经常主动接送我上下班。那时我妈妈三天两头叫我回家相亲,我心里生气但又没有办法。当李伟提出想和我谈恋爱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在我看来,只要他不是我妈介绍给我的就行,这大概是我那时候唯一能做的消极抵抗。
和李伟在一起,我没有一点快乐的感觉,但我们还是很快就谈婚论嫁了。婚后一年女儿就出生了,生活平淡得让人留不下任何记忆。
我是个好强的人,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李伟却庸庸碌碌,不求上进,下了班就找人打牌,没事干时,宁可闲着也不肯看看书。我和他没有一点共同语言,有时候和他说点正经事,他一张口,就是南辕北辙,反而让我心烦,索性什么事都不跟他说了。
除了性格上的差异,我和他在那件事上也毫无快乐可言。李伟在那方面的需要很少,每次和我同房的时间也特别短,我还没有进入状况,他已经做完了。有一次我悄悄看表,发现我们做爱的过程最长仅持续 4分钟,有时甚至 1分钟就结束了。那时我对这方面的知识少得可怜,我以为正常的夫妻生活就是这样的。只是我自己从中感受不到任何快乐。
时间长了,我也特想找个人说说自己的烦恼,可是这种事又怎么张得开嘴呢。最后,我还是遮遮掩掩地对单位里的一位老大姐说了。老大姐神情严肃地对我说:“慧慧,你得带他去看医生,他这是有病,而且病得还不轻!”可是李伟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病,他对我吼叫:“谁说我有病?我没病!”李伟死要面子,就是不肯去看大夫,最后还是老大姐出主意,骗他去医院看腹胀的毛病,才把他领进了一个老中医的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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