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时任新华社社长的郭超人在祝贺《半月谈》藏文版创刊时曾饱含感情地写到：“作为一个曾经直接采访报道过三十年前西藏自治区成立大典的新华社记者，作为一个曾经在西藏历史的大变革中送走了自己青春年华的汉族干部……我永远怀念与西藏人民共同度过的那段艰苦而壮丽的岁月……”郭超人的青春是在西藏度过的，他的事业是在西藏建立的，他的新闻理想是在西藏成熟的。在西藏的十年间，郭超人亲身经历了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我国登山健儿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等重大历史事件，他的西藏报道真实地记录了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生动地描绘西藏的富饶壮丽，热情地赞颂了西藏人民的勇敢勤劳，为我们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新闻名篇。
中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
一、郭超人西藏报道的主题报道主题是新闻作品的中心思想，是新闻作品的核心。记者认识和提炼新闻事实的思想结晶，是新闻事实所具有的新闻价值的体现。在《郭超人作品选》前言中，他写到：“从踏上西藏高原的那一天算起……我有机会目击我们的登山健儿，在地球之巅同‘白色死神’搏斗，我也曾同我们的边防战士一道，在喜马拉雅山的林莽里度过硝烟弥漫的日夜。在西藏高原上的漫漫岁月里，我参加过百万农奴埋葬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农奴制度的斗争……”在西藏工作期间，郭超人先后在拉萨、后藏和藏北进行过长时间的社会调查，不止一次地解剖过西藏农奴制度下的庄园、部落、家庭以及农奴主、农奴和奴隶等多种典型，大大加深了对西藏社会的认识，为做好西藏的新闻报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围绕着西藏地区生产力解放的主题，郭超人真实地、多侧面地记录和描述了西藏百万农奴埋葬农奴制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同藏族人民一起揭露、控诉西藏农奴制度的黑暗和罪恶。在郭超人同志所著的《西藏十年间》一书的序言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有一次，我从江孜地区一座大庄园旁边路过，目睹庄园门口两根粗大的木桩上捆着一位老人和一位少女，几个凶神恶煞的藏兵正轮流用皮鞭抽打他们的赤裸的背。……我虽然用一个青年人难以避免的鲁莽行动制止了藏兵们的鞭打，但我知道我并不能彻底解除那位老人和少女的苦难。也许在我离开以后，他们会遭到更加严厉的惩罚。很长时间过去了，我总是忘不了那皮鞭在空中的呼啸声和少女凄惨的哭叫声，那声音曾多少次使我从恶梦中惊醒。”在农奴制废除以前，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西藏人民，郭超人同志饱含同情，感同身受。在1964年发表的《拉叶村纪事――一个普通山村的创业史》中，他曾动情的写到：“在农奴制下，谁能计算得清山村蒙受的灾难呢？乌拉差役比牛毛还多，把山村弄得穷困不堪；疾病和瘟疫像洪水一样，冲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来，西藏人民不仅在社会制度上使西藏发生了从封建农奴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也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从未有过的历史性的大进步。郭超人为藏族人民的解放感到欢欣鼓舞，热情歌颂繁荣幸福的新西藏的诞生。关于西藏民主改革后的大量报道如《在党的阳光下――纪念西藏解放十五周年》、《拉萨的春雷》等，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在《在党的阳光下――纪念西藏解放十五周年》中，他写下了激动人心了文字：“在一个又一个广场上，庄园里，田野间：当人们看到数百万张农奴主用以剥削农奴的契约、债券和反动证件，在一阵阵烈火中化为青烟时；……当一对对被农奴主逼得东零西散的夫妻，第一次团聚在一起时；当常年流浪乞讨的人们第一次分到了土地，看到了自己的丰硕的庄稼时；当过去因为饥饿而抛妻卖子的人们第一次赶着毛驴，把成驮成驮的粮食送进自己的家门口时……人们的欢乐之情如火山爆发，如江洪决口。”郭超人西藏报道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我国登山健儿“无高不可攀”的精神。登山是一项伟大的运动，也注定了是一项寂寞的运动。登山勇士们的身边，没有观众，没有喝彩，有的只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心理挑战的极限。1960年和1964年，郭超人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跟随中国登山队先后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最先感到分量的是你的呼吸，一只看不见的魔掌压迫着你的胸脯，紧捏着你的喉管，你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张开嘴，吸入你需要的空气。你的腿也愈来愈沉重了。严格地说，不仅是腿，而是你的全身。每一步都变得不轻松――并不是你的腿酸疼或者无力，而是你已经没有力量把你这双几乎已经麻木的腿移动。”1960年3月28日下午，郭超人和登山队员一起翻越雪坡冰川，直抵“珠峰大门”，成为第一个登上海拔6600米高度的中国文字记者。尽管严寒和严重的高山反应使他的脸肿涨得睁不开眼睛，但他坚守在高山营地，一手扒开眼皮，一手执笔写作，向世界报道着英雄们向顶峰冲刺的壮举。在《英雄登上地球之巅》中，郭超人用鲜活的笔触描述了年轻的中国登山队员从珠峰北坡攀缘而上，踏过千年的冰封，克服重重的困难，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在了地球之巅的事迹。展现了人类对探险的执著和渴望，任何的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止人类迈向新领域的脚步。在《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希夏邦马峰征服记》等长篇通讯中，他生动刻画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高不能攀的革命精神，歌颂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登山运动员们的壮举，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使中国第一代登山勇士征服世界最高峰的壮举成为中国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二、郭超人西藏报道的角度西藏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是复杂和敏感的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域等方面因素众多，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西藏，得到的是不同的认识价值。对于新闻报道也一样，角度选取的不同，产生的效果就不一样。西藏报道涉及到党的民族统战政策、民族团结政策等很多方面，因此，在报道中把握好分寸，既要对事件本身及时充分的报道，又要服务于稳定发展的大局。只有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新闻报道才能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否则就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和影响。西藏平叛以前，新闻报道不能直接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郭超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选择突破口，讴歌西藏人民的勇敢勤劳，赞颂祖国西藏的富饶壮丽，让读者了解西藏的历史流向，民族的脉搏，了解西藏黑暗后的光明，痛苦后的希望。在1963年发表的《西藏木犁即将绝迹》中，郭超人关注了藏族农民普遍用铁制农具代替木犁这种极为落后的生产工具这一巨大变化，“标志着西藏在摧毁封建落后的农奴制度以后，农业生产力正发生历史性的飞跃。”郭超人在谈及此作品时，曾感触颇深的说他是几易其稿，选择不同的报道角度。第一稿时，着眼点在党和政府对西藏的关怀以及西藏农牧民的感激之情，但这样写，感到落入俗套不具备说服力；第二稿时，重点突出了百万件铁制农具对西藏农牧区生产的促进作用，同时引用了一些地方粮食增产来点名主题，但是仍感力道不足……最终，在苦苦思索中，他重新调查整理了新闻素材，运用马克思基本原理来分析新闻素材，发掘出了具有思想深度的新闻内涵：人类历史是在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不同统一又不断矛盾中千斤顶。生产力总是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成为最活跃的东西。而生产力总是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成为最活跃的东西。而生产力的发展又首先表现为生产工具的革新和发展。木制农具被铁制农具替代代表着生产力的飞跃，也是新型生产关系的标志。“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正是站在这个角度，这篇传世名作才真正反映了西藏农村出现百万件铁制农具的深刻含义。从郭超人同志的经验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中去选择报道角度，从最能揭示事物本质方面去选择报道角度，才能写出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三、郭超人西藏报道的技巧在报道技巧上，郭超人十分重视细节描绘与宏大叙事的结合。新闻报道虽不能等同于艺术创作，但无论对于哪一类新闻文本来说，细节都是重要的表述内容：鲜活的细节能把人们带到现实的情景之中，让人们更为真实地感受着新闻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新闻细节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其在叙事上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相对宏大叙事来说，新闻细节有一种亲和力和感染力，能够让接受者在体验中认知和理解新闻。宏大叙事往往着眼于一元的角度和框架展开，强调所叙述的思想情感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而细节在叙事上强调的是个性化的内涵和风格，传递的信息具有复合的特征，能给受众一个多元化的阐释空间，增添了新闻的人情味和可读性。在《英雄登上世界之巅》中，郭超人写到：“在接近‘第二台阶’顶部最后约三米的地方时，岩壁变得垂直而光滑。运动健将刘连满走到前面开路，他用双手伸进岩缝，脚尖蹬着岩面，使出全身力量一寸一寸地上升，但是身体稍为一歪，便又跌落到原来的地方。刘连满一连攀登了四次，跌落四次，弄得全身酸软。……”这段文字描述了刘连满攀登时的动作细节，向读者显现了登顶的困难与艰险。在这个新闻名篇中，他还不吝笔墨地描写美丽的珠穆朗玛峰：“阳光灿烂，珠穆朗玛尖锥形的顶峰耸立在蓝天之上，朵朵白云在山岭间缭绕散。”“夜色浓重，珠穆朗玛峰山岭间朦胧一片，只有顶峰还露出隐约的轮廓。”“夜更深沉，山上山下到处都是一片漆黑，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美丽的景色与险恶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在郭超人笔下，丰满的人物形象与时代背景达到了完美的契合，他的很多西藏故事都是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来映射大时代的背景，比如《一个流浪儿的故事》、《拉萨两姐妹》等。在1958年发表的《拉萨两姐妹》中，他描写了西藏第一批合格的女电工的：“上班时，她们凭借着坚强的记忆力，硬记各种仪表上红针黑针的位置，记住师傅怎样开关闸门，又怎样在登记表的空格里填上数字……下班以后，除了吃饭以外，几乎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文化，有时甚至通宵不睡。姊妹约好了，每天功课没有完全学会以前不许睡觉，谁的瞌睡来了就揪谁的头发。有好几次姐姐的头发被妹妹成撮地连根揪掉了，痛得直流眼泪。”生动地刻画了西藏人民对于知识的渴求，对于生活的热情和坚韧不拔的决心。四、郭超人西藏报道的意义到底什么是真实的西藏？懂得今天必须了解昨天，尤其是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如何客观公正的报道西藏，展现西藏的人情风土，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在此，郭超人无疑是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在《郭超人作品选》前言中，他写到：“这些新闻报道既不能像社会学家那样作出深刻的预言，也无法像艺术家那样给人以美的享受。不过，我坚信不疑的是，凡属实事求是的新闻报道会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会透过历史的尘埃，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时代的风貌，记录着社会的进程，显示自己独特的生命力。”记者的作用在于他提供了活生生的事实，在事实面前，各种谎言和流言不攻自破。在那场历史变革中，我们曾于各种资讯中见到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身影，也有不少新闻记者，但以大量细腻丰富的史实反映世界屋脊十年巨变的惟此一人，内中许多文字今天读来依然激荡人心，这正是这些新闻作品的特殊价值所在。郭超人同志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在《西藏十年间》的序言中写到：“历史极其宽厚地给了我充分的机遇。如果是一只鹰，头上有可以展翅高飞的蓝天；如果是一匹马，面前是可以纵横驰骋的草原。”在西藏这篇神奇的土地上，郭超人用自己的一支饱蘸激情、挥写历史风云的笔为后人留下了几百万字的著述，在44年的新闻实践中，他坚定不移地遵循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坚持不懈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一颗炽热的跳动着的赤子之心”记录了时代前进的脚步，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发人深省的新闻作品，不仅当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为作为后辈的我们树立了典范和榜样。（作者宋双峰董乐铄）人物小传
郭超人（1934―2000），男，湖北武穴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高级记者，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先后任新华社西藏分社、陕西分社、四川分社记者、副社长，新华社秘书长、副社长,前任新华社社长、中国著名新闻工作者。1992年11月起任新华社社长。中共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50年代曾采写大量新闻报道揭露西藏农奴制的黑暗，60年代随中国登山队完成攀登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的报道，70年代采写的《驯水记》歌颂了中国人民与大自然作斗争的伟大业绩，在陕西采写的《安康调查》揭露了“四人帮”在农村推行极“左”路线的弊端。郭超人生前与各国新闻界人士有过广泛的接触和交往，曾担任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通讯社组织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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