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29日，正在南方休假的胡适，接到安徽老乡，也是协助他编辑《努力周报》的朋友章洛声的一封信。在信中，章告诉胡适，也是协办编辑工作的朋友高一涵，娶了一个妓女“来家做老婆”。当然，章洛声对此是不满意的。在信中，他表现出了自己的“不以为然”。
因为高一涵就与自己毗邻而居，胡适担心自己不识字的妻子因此不乐意搭理高一涵夫妇，便首先给妻子江冬秀写了一封表达自己对此事看法的信。在信中，胡适希望她千万不要看不起“一涵所娶的女子”，还劝妻子应善待她：“他（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他，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的男女同胞……”
胡适与高一涵，在学术和事业的发展等方面，结成了相互可靠帮助的朋友。在收到告知高一涵情况的书信时，胡适已经与高在一起同住有6年之久了。也可说是极为熟悉了。因此，胡适才赶紧给夫人写信，希望她能够以较恰当的态度对待高一涵夫妇。对于高一涵本人，胡适也希望能尽到一个朋友的作为。在给夫人写信之后，他又给高一涵写去一信，力劝高一涵在娶到新妇人之后，应该戒绝赌博，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这些话，即使对朋友，也是很言重的。
胡适在当时的这种开明而进步的看法，是与他在国外留学，汲取新思想，形成健全的人生道德观念有莫大关系。1918年 9月，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题目就用《美国的妇人》，对美国妇女自立的精神和态度，赞美不已，并希望以此唤起我国女子的自主意识。胡适还写出一篇关于《贞操问题》的文章。此文对于民国时期还宣传的“烈女”、“贞妇”观念，对于颁布一种所谓妇女“节烈贞操”的《褒扬条例》等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最能表现胡适对此种事件看法的，当属1920年他接到一位学生信，问及女子遭到强暴后如何认识的回答。当年，一位姓萧的学生给胡适写信，说是自己一个亲密朋友的姐姐，在几年前曾被土匪掳去，后来虽被送回家，可家人却视此事为“奇耻大辱”。这位学生问胡适:“一是一个女子被污辱，不是他（她）自愿的，这女子是不是应当自杀？二是若这样的女子不自杀，他的贞操是不是算有缺欠？他的人格的尊严是不是被减杀？他应当受人的轻看不？三是一个男子若娶一个曾被污辱的女子，他的人格是不是被减杀？应否受轻看？”面对这样直接并没有余地的问题，胡适的回答也一点不含糊:“一是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我们男子夜行，遇有强盗，他用手枪指着你，叫你把银钱戒指拿下来送给他。你手无寸铁，只好依着他吩咐。这算不得懦怯。女子被污，平心想来，与此无异。都只是一种‘害之中取小’。不过世人不肯平心着想，故妄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谬说。二是这个失身的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平心而论，他（她）损失了什么？不过是生理上，肢体上一点变态罢了。正如我们无意中砍伤了一只手指，或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或是被汽车撞伤了一根骨根。社会上的人应该怜惜他，不应该轻视他。三是娶一个被污了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什么分别？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胡适的这种直面回答，实在应该是道德观念上的大进步。在论述中，不仅说理恰当，而且比譬富有说服力，就在今天，胡适的论述仍颇有参考价值。仅就高一涵此事而言，胡适是在面对自己朋友的作为时，表达并实践自己的学说。从实际效果看去，确实给人以新思想的启迪和新道德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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